(案：昨天下雨，一個人走到附近的商務印書舘打了書釘，看了蕭愷一的《英文字由F學起》，突然想起Ken Robinson在TED.com的演説，覺得他們的話言當中，都在諷刺著現代的教育，這篇，我借了他們的眼睛去看香港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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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牛生下來，只能歇上半句鐘，就得站穩。

由生到死，絕大部份動物所學和經歷的，就是要維持生命和把血脈延續。

人類生下來卻可以先不為生存而掙扎，有閒情先學會哭、學會笑，和聆聽別人的話語。待差不多九個月後，在好奇心下開始學習爬行。哭與笑都是與生俱來的本能，也是我們在世界裏頭所學的第一課，跟小牛學會站穩的一課沒有分別。或許容易些罷。

無論您是否相信主，認為這是衪刻意的安排，還是相信達爾文，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演變出來的次序，這一個次序，奠定了這物種中重要的元素 － 是感受。

感受令我們對四周事物產生好奇，容許我們作出高層次的推理和反應，人類的嬰孩，在大概半歲時，就懂得辨認符號， 差不多一歲時， 就逐漸發展出語言能力。語言能力是人類文明的原始基石，容許我們以語言作為教育的媒體，它的出現，緊接在我們學懂哭與笑和開始有記憶之後。

問題是，當現代教育把絕大部份的時間都留在課室，並以語言作為單一教育媒體，那讓人類進一步發展感受的部份，跑到哪兒去了？

到底，教育為何物，而在我們身處的世代，教育又是怎樣的一回事？

“Why don’t we get the best out of people?”
「為何我們得不到最優秀的人？」

“It’s because we’ve been educated to become good workers, rather than creative thinker.” – Sir Ken Robinson
「這是因為我們都被教育成為良好的勞工，而不是創意思考者。」- Sir Ken Robinson 説

這話説得精采。

世界各地現行的教育制度，基本上都是自十八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後發展出來的，帶有濃厚的工業色彩，側重於發展邏輯和運用知識。工業革命成功之處，在於能夠把一個又一個的元件以極速生產和裝嵌，能夠讓產品按照同一個模板大量生產，根據某個指定指標去區分品質。

帶有工業革命彩色的教育，能夠把概念迅速普及，有如機械在生產線上不分日夜地運作，重覆又重覆地把相同的東西倒模、生產。我們就是從一張又一張白紙開始，被印上了一個又一個相同的概念，包括語言、科學、歷史、還有社會概念。這樣的模式容易普及化和量化，智商較高的一群能可以能夠從考試中脫穎而出。但是，這樣的一個遊戲玩得愈久，問題就出來了，我們不難從我們身處的香港社會，洞悉其中一二。

考試與學習本末倒置
數年前，香港政府出了「求學不是求分數」的廣告去推廣正確的讀書態度。只推廣告，而沒有相關的教育改革配合，這樣的廣告不賣也罷。到頭來大家仍舊是「求學？不！是求分數。」

可憐的是，社會一邊廂充斥著指香港學生高分低能的指責，與此同時，大家卻都毫不吝嗇地掏腰包給子女上那些嘩眾取寵的名師補習班。蕭愷一在《英文字由F學起》，也輕輕帶過對這社會現象的感嘆。為何補習社總教學生用英文用到走火入魔？為何正規教育的課堂，在每個公開考之前的兩年，英文課也有一半以上也是做考試練習？到頭來，學生得到些甚麼？或許就是懂得如何去應付考試。

其實考試只是社會上的一件工具，這工具給人方便，久而久之，考試的作用被遠遠放大了。或許大家都知道事實，只是要改變，需要的功夫實在太多，誰也不會願意冒這個險去淡化考試在教育的角色。

早前陶才子作答通識卷不合格，大家開始擔心這一個科目難以考試去量度學生素質，政府官員也得出來解畫。事實上，為何我們總要千方百計去配合考試？

既然不是所有能力都可以用分數打量，千方百計用考試去評估這些能力，到頭來都只會是徒然。對於知識渴求，或許需要的，是多一點熱情。

扼殺創造力
理性和感性，源自我們的大腦兩個雙連的主體，左腦和右腦。

工業式的教育，沒有把感性和理性發展平衡地放在天秤的兩旁。感性的發展能夠讓人能夠欣賞藝術、創造藝術，靠官能感受去體現世界。感性的右腦，也是人類創意的源頭。

我們所處的城市本來就少了些藝術的氣息。若果我們的教育沒有改善，香港將會繼續成為文化和創意荒漠。香港説要讓創意工業起飛，也許也説了超過十年了，到頭來，社會裏願意不斷反覆嘗試(trial-and-error)的腦袋又有多少個？人人循規蹈距，沒有破壞，就自然沒有進步。十年前，我們掛在嘴邊的香港優勢，直到今天，還是一樣。過去十年來，香港實在進步得太少。

“Logic will get you from A to B. Imagination will take you everywhere.” – Albert Einstein
「邏輯只能把你由A帶到B。但想像力卻可以帶你到任何地方。」- 愛因斯坦

三三四也許不是最重要的。

語言微調也許亦不是最重要的。

下一代要解決的問題，這一代的一套應該用不上。我們需要讓下一代的右腦發展起來，因為左腦發展得再好，也只發揮了人類的一半潛能。下一代的問題，需要更多破壞和更多創造力。只有透過感受，想像力才可以無限釋放。

知道自己渺小，但也要知道自己不是沒事可做，只有不斷想法子改變，社會才可繼續向前行。共勉之。

我是八年三班，是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香港人。

自出娘胎，我就在寮屋區內長大，所讀的小學離家有二十分鐘的路程，坐落在公共屋邨裏。筆者小時候喜歡跟同學打兵乓球和踢自製的紙足球。

其餘最大的娛樂，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。

筆者成長的環境，跟呂大樂教授在《四代香港人》一書有關第四代香港人的敍述不大一致。我並不屬於在溫室長大的那一群，家中沒多個錢給我去學這個、學那個，學業上父母也沒有能耐替我安排些甚麼。在童年回憶裏，父母終日為口奔馳，好像沒有停過。除了中國傳統節日外，週一至週日，總在外忙事。對於呂教授對第四代香港人的敘述，筆者感覺既熟悉，又陌生。熟悉來自書中道出了第四代香港人在踏出社會時的迷惘，但陌生的部份還是比較多。

在《四》中，呂教授以出生時期劃分出四個年齡分層的香港人，然後逐一概括屬於不同分層的人所有擁有的精神面貌。在呂教授筆下，戰前出生的第一代人（生於1946年前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，所以都被磨練出一份忍耐和寬容。「戰後嬰兒潮」的第二代人（生於1946至1965年）是香港今天的掌舵人，他們縱已長滿華髮，但依然幹勁十足，倦戀著權力舞臺，不願意退下來。正因如此，第三代人（1966至1975）總像是出頭無期，有志難伸。至於第四代香港人（1976至1990），筆者所屬的那一代，是第二代人的兒女，由出生開始，一切都被安排好，個人性格都變成了他們的奢侈品。

讀者們對《四》評價不俗。但若仔細觀察書評，也有不少人把眼睛落在作者對第四代香港人的刻畫，認為寫得蒼白，看起來欠缺了些甚麼。

呂教授的《四》，是要引領讀者去深思香港社會年齡分層的種種矛盾。縱然呂教授也花了不少筆墨在捕捉香港人的精神面貌，但筆者猜想，他的著眼點不在於要把分層一一都描繪得準確。倘若讀者希望透過《四》去了解不同年齡香港人所擁有的精神面貌，或許會有些失望。

要描述香港人精神面貌來得準確一點，筆者抖膽嘗試為《四》拾遺補漏。

筆者要拾遺的地方，就是呂教授在概括不同年齡分層的特徵時，選擇了捨棄的社會內容。

為第二代拾遺

筆者的父母都是戰後嬰兒，是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中國移民，就是那時候被稱為「亞燦」的一群。他們都是二十剛出頭便來到香港，今天開始踏入銀髮之齡。筆者認為，既然他們在香港也活了大半生，也為香港的發展付出過不少努力，我們再不應該把這一群中國移民括出「香港人」之列。再者，中國移民在香港的上一個世紀從來不是小眾，在1986年的人口統計數字裏，是香港總人口的四成。翻開香港掌故，由1947至1970年，香港一共經歷了三個中國難民潮，人數之多，也 絕對是能夠影響香港命運的critical mass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由中國共產黨執政，由於國人害怕中共暴政，引發第一個中國難民潮，於1949至1951年間，約有34萬中國難民抵港。1958至1962年，中共推行「大躍進」，中國境內連年出現大飢荒，導致另一個難民潮湧來香港。單就1962年5月的上半個月來說，已有30萬人由中國逃難來港。及後，繫於文化大革命的出現，1966至1972年期間再有30萬中國難民抵港。直至1980年10月23日，港英政府正式撤銷「抵壘政策」，偷渡作為入境途徑正式告終。以年齡區分，假設所有中國難民來港時都是20歲，那1966年以前逃來香港的人應屬第一代，1966年以後抵港的屬於第二代。

第一代中國移民和第一代本土香港人都經歷過戰爭，在動蕩的時代生活過，他們的精神面貌基本上都沒兩樣。但是，和呂教授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相比，「亞燦」跟本土出生香港人有著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。

家父就是曾經被稱為「大陸燦」的一員，他於一九四九年生於廣東，年輕時入過團，做過團書記，中學畢業，在國內是老師。在大環境根本沒有其他選擇下，他生命頭十數載選擇投入當時的「大躍進」、「人民公社」，熱情十足。文革過後，筆者的四個姐姐都已出世了，但通通都吃不飽、穿不暖。家父就是為了令下一代溫飽，一次又一次鋌而走險，偷渡來港。

據家父口述，他為了偷渡來港，應該死了兩次，只是上天沒有選擇要他的命。

好不容易才來到香港，可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，土生土長香港人對中國移民的歧視還是當嚴重，「亞燦」在「網中人」一角被描繪為愚昧、貧窮、膚淺，就反映了當時本土香港人帶著怎樣的眼光去看中國移民。79年的「亞燦」，是今天第二代香港人的另一個segment。

當時社會並不接受他們的學歷，在生活逼人的情況下，他們忘記過去，選擇以勞力去換取金錢。適逢當時香港的製造業、紡織業、建築業無不處於黃金年代，增長速度驚力，他們都都不怕沒有工開。同樣是扭開電視看著「獅子山下」，收音機播著許冠傑的歌，他們少了土生土長香港人的傲氣，沒有菱角，也沒偉大的理想，也許都是給生活磨平了罷。對政治，他們一般也傾於沉默，因為在社會上為他們發聲的人也確實不多。他們刻苦耐勞，因為在香港，他們所得到的，就是根據多勞多得的原則。由於他們徹底地窮過，溫飽的生活令他們都容易滿足。同樣是因為他們窮，所有有時候會比較勢利。他們家的概念很也強，重視血脈，所以在政治場上，唯一聽到他們站出來的一次，就是在回歸時，終審法院定奪他們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是否擁有居港權。

這一個第二代香港人的segment，衍生出第四代香港人的另一個segment。

為第四代拾遺

正正因為我們的上一代窮，他們都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富足一點。

就如筆書在引子所述，我們這第四代的另一個segment，家中從來也沒有《四》裏頭所描繪的富庶，那敍述僅適用於「土生土長」第二代香港人的兒女。作為「亞燦」的兒女，縱然我們也在香港出世，同樣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產物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個人性格並不是甚麼奢侈品。雙親終日為口奔馳，收入低微，所以我們都習慣過得很慳家。與上一代不同，在學校裏，我們和「土生土長」第二代香港人的兒女是平起平坐的，不會有岐視的存在。我們只知道我家住得沒有人家的好，擁有的東西沒有人家的光鮮。縱使在小時候或在青少年時，都總會羨慕人家的物質享受比自己好。但這不也足以令我們這一群覺得自己不如人。自細到大，家父告訴我香港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只要你有能力，肯努力讀書，又肯爭取，就總會有向上爬的機會。當然人大了，踏出了社會，才發覺得香港社會的遊戲規或許已跟老父當日所說的有所出入，縱然沒有七八十年代的平等，但是向上爬機會還是有的。

我們這一個segment，都在廉租屋、寮屋裏長大的，沒有上一代給予太多的指導，至今走過的路，基本上都是自己碰出來的。我們都希望社會慢慢會有我們自己的聲音，也希望保存著香港拼搏精神不滅的優勢。家境不富俗，我們無法成為外國名校大學的畢業生，vintage也不在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的年份。但是我們都願意赤手空拳去打自己的天下，相信沒有人生來就是輸家。

我們這一個segment，在第四代人當中絕對不是小眾。

（有關香港中國移民的資料來源：www.fed.cuhk.edu.hk/history/history/%B2%D7%BCf.pdf 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