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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幅畫是小弟2002年畫贈予友人的作品，感謝友人一直妥善保存。
(突然想畫返畫。)
Archive for 四月, 2009
《四代香港人》拾遺
我是八年三班，是出生於一九八三年的香港人。
自出娘胎，我就在寮屋區內長大，所讀的小學離家有二十分鐘的路程，坐落在公共屋邨裏。筆者小時候喜歡跟同學打兵乓球和踢自製的紙足球。
其餘最大的娛樂，就是呆在家中看電視。
筆者成長的環境，跟呂大樂教授在《四代香港人》一書有關第四代香港人的敍述不大一致。我並不屬於在溫室長大的那一群，家中沒多個錢給我去學這個、學那個，學業上父母也沒有能耐替我安排些甚麼。在童年回憶裏，父母終日為口奔馳，好像沒有停過。除了中國傳統節日外，週一至週日，總在外忙事。對於呂教授對第四代香港人的敘述，筆者感覺既熟悉，又陌生。熟悉來自書中道出了第四代香港人在踏出社會時的迷惘，但陌生的部份還是比較多。
在《四》中，呂教授以出生時期劃分出四個年齡分層的香港人，然後逐一概括屬於不同分層的人所有擁有的精神面貌。在呂教授筆下，戰前出生的第一代人（生於1946年前）經歷過戰爭的洗禮，所以都被磨練出一份忍耐和寬容。「戰後嬰兒潮」的第二代人（生於1946至1965年）是香港今天的掌舵人，他們縱已長滿華髮，但依然幹勁十足，倦戀著權力舞臺，不願意退下來。正因如此，第三代人（1966至1975）總像是出頭無期，有志難伸。至於第四代香港人（1976至1990），筆者所屬的那一代，是第二代人的兒女，由出生開始，一切都被安排好，個人性格都變成了他們的奢侈品。
讀者們對《四》評價不俗。但若仔細觀察書評，也有不少人把眼睛落在作者對第四代香港人的刻畫，認為寫得蒼白，看起來欠缺了些甚麼。
呂教授的《四》，是要引領讀者去深思香港社會年齡分層的種種矛盾。縱然呂教授也花了不少筆墨在捕捉香港人的精神面貌，但筆者猜想，他的著眼點不在於要把分層一一都描繪得準確。倘若讀者希望透過《四》去了解不同年齡香港人所擁有的精神面貌，或許會有些失望。
要描述香港人精神面貌來得準確一點，筆者抖膽嘗試為《四》拾遺補漏。
筆者要拾遺的地方，就是呂教授在概括不同年齡分層的特徵時，選擇了捨棄的社會內容。
為第二代拾遺
筆者的父母都是戰後嬰兒，是七十年代偷渡來港的中國移民，就是那時候被稱為「亞燦」的一群。他們都是二十剛出頭便來到香港，今天開始踏入銀髮之齡。筆者認為，既然他們在香港也活了大半生，也為香港的發展付出過不少努力，我們再不應該把這一群中國移民括出「香港人」之列。再者，中國移民在香港的上一個世紀從來不是小眾，在1986年的人口統計數字裏，是香港總人口的四成。翻開香港掌故，由1947至1970年，香港一共經歷了三個中國難民潮，人數之多，也 絕對是能夠影響香港命運的critical mass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，由中國共產黨執政，由於國人害怕中共暴政，引發第一個中國難民潮，於1949至1951年間，約有34萬中國難民抵港。1958至1962年，中共推行「大躍進」，中國境內連年出現大飢荒，導致另一個難民潮湧來香港。單就1962年5月的上半個月來說，已有30萬人由中國逃難來港。及後，繫於文化大革命的出現，1966至1972年期間再有30萬中國難民抵港。直至1980年10月23日，港英政府正式撤銷「抵壘政策」，偷渡作為入境途徑正式告終。以年齡區分，假設所有中國難民來港時都是20歲，那1966年以前逃來香港的人應屬第一代，1966年以後抵港的屬於第二代。
第一代中國移民和第一代本土香港人都經歷過戰爭，在動蕩的時代生活過，他們的精神面貌基本上都沒兩樣。但是，和呂教授筆下的第二代香港人相比，「亞燦」跟本土出生香港人有著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。
家父就是曾經被稱為「大陸燦」的一員，他於一九四九年生於廣東，年輕時入過團，做過團書記，中學畢業，在國內是老師。在大環境根本沒有其他選擇下，他生命頭十數載選擇投入當時的「大躍進」、「人民公社」，熱情十足。文革過後，筆者的四個姐姐都已出世了，但通通都吃不飽、穿不暖。家父就是為了令下一代溫飽，一次又一次鋌而走險，偷渡來港。
據家父口述，他為了偷渡來港，應該死了兩次，只是上天沒有選擇要他的命。
好不容易才來到香港，可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，土生土長香港人對中國移民的歧視還是當嚴重，「亞燦」在「網中人」一角被描繪為愚昧、貧窮、膚淺，就反映了當時本土香港人帶著怎樣的眼光去看中國移民。79年的「亞燦」，是今天第二代香港人的另一個segment。
當時社會並不接受他們的學歷，在生活逼人的情況下，他們忘記過去，選擇以勞力去換取金錢。適逢當時香港的製造業、紡織業、建築業無不處於黃金年代，增長速度驚力，他們都都不怕沒有工開。同樣是扭開電視看著「獅子山下」，收音機播著許冠傑的歌，他們少了土生土長香港人的傲氣，沒有菱角，也沒偉大的理想，也許都是給生活磨平了罷。對政治，他們一般也傾於沉默，因為在社會上為他們發聲的人也確實不多。他們刻苦耐勞，因為在香港，他們所得到的，就是根據多勞多得的原則。由於他們徹底地窮過，溫飽的生活令他們都容易滿足。同樣是因為他們窮，所有有時候會比較勢利。他們家的概念很也強，重視血脈，所以在政治場上，唯一聽到他們站出來的一次，就是在回歸時，終審法院定奪他們在內地所生的子女是否擁有居港權。
這一個第二代香港人的segment，衍生出第四代香港人的另一個segment。
為第四代拾遺
正正因為我們的上一代窮，他們都希望我們的生活可以富足一點。
就如筆書在引子所述，我們這第四代的另一個segment，家中從來也沒有《四》裏頭所描繪的富庶，那敍述僅適用於「土生土長」第二代香港人的兒女。作為「亞燦」的兒女，縱然我們也在香港出世，同樣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產物，但對我們來說，個人性格並不是甚麼奢侈品。雙親終日為口奔馳，收入低微，所以我們都習慣過得很慳家。與上一代不同，在學校裏，我們和「土生土長」第二代香港人的兒女是平起平坐的，不會有岐視的存在。我們只知道我家住得沒有人家的好，擁有的東西沒有人家的光鮮。縱使在小時候或在青少年時，都總會羨慕人家的物質享受比自己好。但這不也足以令我們這一群覺得自己不如人。自細到大，家父告訴我香港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只要你有能力，肯努力讀書，又肯爭取，就總會有向上爬的機會。當然人大了，踏出了社會，才發覺得香港社會的遊戲規或許已跟老父當日所說的有所出入，縱然沒有七八十年代的平等，但是向上爬機會還是有的。
我們這一個segment，都在廉租屋、寮屋裏長大的，沒有上一代給予太多的指導，至今走過的路，基本上都是自己碰出來的。我們都希望社會慢慢會有我們自己的聲音，也希望保存著香港拼搏精神不滅的優勢。家境不富俗，我們無法成為外國名校大學的畢業生，vintage也不在香港只有兩所大學的年份。但是我們都願意赤手空拳去打自己的天下，相信沒有人生來就是輸家。
我們這一個segment，在第四代人當中絕對不是小眾。
（有關香港中國移民的資料來源：www.fed.cuhk.edu.hk/history/history/%B2%D7%BCf.pdf ）
滿天星
滿天星花語是清純與思念。
花語如斯美好，卻無時無刻都是配角。
若花束裏沒有了她，主角看起來也孤單。
吾非花，不知花所想。
或許送一大束滿天星給你，你會忍不住笑。
（後記：在Google裏打滿天星，看過滿天星在野地裏的照片，終於知道在哪兒她是當主角了。）
荒旦的盲
(案：昨日把《小團圓》看畢，今天坐地鐵時沒事幹，胡思亂想一番，想了一個寫文的點子。可是車程太長，想的東西又亂，本打算放棄。但想了又想，如果有點子也寫不出東西，將來有再好的點子也寫不好，所以還是動手罷。)
「在警署內，一群蛙人只穿上了泳褲，帶著潛水鏡，一面嘻笑，一面摳打著有無寸鐵的疑犯。」是彭浩翔電影《出埃及記》的一幕。忘了是在何年何月何日看了這一部電影，只記得是在電影院看的。但這個場景黑色幽默的味道濃，所以很容易就從腦海中浮出來。這場景是說，一些荒旦絕倫的事可以是真的，只是人們都不信。這也是該部電影的tagline。
筆者在看電影的時候，並沒有運用太多腦細胞去思考這訊息。今天腦細胞比較活躍，覺得「荒旦絕倫的事可以是真的，只是人們都不信。」這話很玄。花了些力氣，思考在這世界裏有那些不可思議的事卻又倒是真的呢？結果發覺在印象中這樣的例子不多，大部份想到的，都是在電影或小說裏涉獵到，以為是不可能是真的情節卻原來是有根有據的，然而在自己的經歷中則一件也沒有，沒趣。但可好，腦細胞的活沒有白幹，因為在思考荒旦絕倫的事的同時，我發覺這話反過來也很有意思的 －
「人們都信是真，但事情的本身卻可以是荒旦絕倫。」
幾個月前看過一本名為《盲目》的書，是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喬賽‧薩拉馬戈(Jose Saramago)的作品，作者以卡夫卡式手法去敍述一個突如其來、傳染力極高的一種盲症。這一個盲症的患者雙眼都是完好的，但眼睛裏卻只能看到一片白。在一個大部份人都有原好的眼，但誰都看不見誰的社會，人類的荒旦統統都出來了。原慾、私心驅使一切行為。對這部讓薩拉馬戈幫戴上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的作品，他說：
「盲目並非真的盲目，這是對理性的盲目。我們都是理性的人，但是沒有理性的行為。」
這話不簡單。
要揣摸作者所指出理性的人如何失去的理性的行為，筆者想到兩套解讀方法：
第一套解讀的是：「人們都信是真，但事情的本身卻可以是荒旦絕倫。」
人們被某一概念或思想(白症)完全的蒙閉著，認知下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的存在。人們不知道那些是理性的行為。荒旦的事由此而生。
在今天的新畿內亞，有一條有四百多人的土著，他們還有繼承著一個古老的成人禮，每當一個男性到了成年的大日子，都要為其長老口交，喝下他們的精液。他們相信這儀式能夠把長老的力量賜給年輕的男性。對生活在文明社會的人來說，這儀式無疑是荒旦的、是非理性的。在他們的國度裏，族人根本沒有另一套認知，就是覺得喝精能夠把力量傳給別人。不過，這儀式並沒有殺人祭天，跟人們的普世價值沒有抵觸。我們可以體諒這些盲，因為人類社會不是在同步發展著。那儀式也不過是在現今世界的舊有產物罷了，荒旦起來卻沒有甚麼可悲的。
同樣是被某一概念或思想蒙蔽，有些盲卻是可悲、令人痛心的。同樣是建基於第一個對盲的解讀，我們可以是從另一個的例子看到端兒。盲，使得普世價值被視之無物，人類文明、人命被踐踏。筆者要說的例子，大家都熟悉，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，說的就是文化大革命。那時當權者製造和徹底利用了人民對其自身的崇拜。人們互相喊同志，臂上綁著有附有魔力的紅帶，雙眼都盲。不看佛面，他們就把廟宇的牌坊拆下來劈兩截，菩薩再善也都被破壞得凌厲。祠堂的老祖宗們也遭殃，給瞎了眼的後人拿下。凡是跟舊知識有關的都是錯，學富五車之士是社會公敵，要打，甚至要宰。就是因為人們都瞎了眼，崇拜當權者，跟隨當權者的說話就是社會上的norm。既是norm，大家都覺得自己所做的都理性，那管行為裏頭有否抹滅人性的內涵。
總而言之，筆書的第一套對盲的解讀，是人們的盲，都是被動的。
而筆書第二套對盲目解讀的是：「人們都知事情是荒旦絕倫，但他們都一一照做。」
人們的眼都健全，可以選擇看得見，只是大家都選擇盲。那就是說，人們都清楚那些是理性的行為，只是大家都選擇摒棄和平，道德，還有愛，而選擇以原始、自私的方法行事，繼而產生互相踐踏的行為。
這樣的例子多不勝數，基本上政治家為了私心舉兵他國都是歸這一類。二零零三年春，美英二國的聯合部隊在未經聯合國授權下，以消滅該國藏有大殺傷力武器為名，出兵伊拉克就是一例。生靈塗炭，單是美國在該國的戰役中死去的至今也有二千幾百人之多。最後大殺傷力武器都找不到，英魂到底所為何物？或許就是領袖荒旦的一個假設。假設若果伊拉克真的有大殺傷力武器，就有可能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，正因為有了這個假設，出兵就是必要的。
領袖的盲目，縱牽連很廣，生靈塗炭，但也只說明了小撮人類的醜惡。但筆書認為，薩拉馬戈最想說的，是基於筆書的第二套解讀，但更令人噁心。不是小撮人類如何醜惡，而是人類均自我沉淪，人人都醜惡。因為大家都摒棄了和平、道德，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，為了自己的利益、肉慾，把一切的普世價值都視而不見。
比方說，有些人早已忘了婚姻是基於人與人之間互相忠誠的盟誓，選擇去背棄另一半，選擇不斷滿足自己的肉慾。事情本來是荒旦的，但人們看得多了，都麻木了。就如筆者討厭香煙的氣味，但可惜生來就長於一個二手煙的家庭，無論心口說有多不喜歡吸煙，但鼻腔裏的細胞都不知不覺地適應了壞東西，對氣味早已變得麻木。
為了金錢利益，人類也願意變得腐化。金錢縱萬歲，亦萬惡。我相信在當今社會，奉守拜金主義的信徒，可能比基督徒還要多。這隱含了多少社會的衷傷？荒旦的事在我們眼裏也逐漸變得不算一回事。廿十來歲的青春少艾，為了別人的財富，根本誰都不愛，就用自己的青春來換未來的財富。這樣的事，我們都麻木了，見慣不怪。年紀輕輕的少女，嫁給比自己爺爺還老的人，到底為些甚麼？筆者對忘年戀者並無敵意，亦相信真心相愛忘年戀也可以很幸福。但我相信有愛情基礎的忘年戀，還只能算是異數。而大部份作出這樣抉擇的人，為了都是個人利益，這也是一個很荒旦的norm。
人類主動走向腐化，放棄理性的行為，是社會的可悲。人們對光怪陸離的事情感敏度下降，也許是人類社會逐漸走向荒旦的先兆。
